晚清以来淮安文化现象回顾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登极，建立大明王朝。1403年，明成祖朱棣夺了侄子惠帝朱允炆的王位迁都北京，为加强对南方的统治，使南方大米、绸缎、贡品能源源不断地运往帝京，大规模整治和修通了京杭大运河，为控制这条经济大动脉，使之畅通无阻，明王朝在淮安设漕运总督署，建府署、榷关，并给予漕运总督以兵备、财政、司法审判以至行政管理等权力。明初为发展生产，又推行“移民政策”，当时淮安的人口遽增，商业繁荣，使淮安渐渐成为苏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淮安的这种“昔日辉煌”随着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清代“康乾盛世”也达到了顶点。如果单从文化方面考察，在清顺治、康熙时即形成了邱象升、邱象随兄弟为代表的“邱氏世家”；在雍正、乾隆时也形成了以阮学浩及阮葵生、阮芝生父子为代表的“阮氏世家”。到清道咸年间， 淮安经历500年沧桑，500年的封建文化沉积，在文化界、学术界出现了名扬全国的潘德舆、鲁一同、丁晏、高延第四位文人、学者；到同光年间，又出现了著名学者徐嘉和段朝端。同时淮安城内形成了拥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丰厚经济实力、渊远文化素养的“丁、韦、何、许”“四大家族。 还有“潘、鲁、丁”“高、徐、段”和“四大家族”作一简单介绍。
　　高延第(1923—1886)字子上，号槐西居士。其父士魁，号紫峰，道光已丑(1829)进士，官四川丹棱知县，蓬州知州，亦是地方著名学者。高延第幼承家学，满腹经纶，然科举失意，屡试不爽，中年后“深闭不出，锐意著书，”是同治《重修山阳县志》主要撰稿人之一。光绪九年(1883)主纂了《淮安府志》，其著作还有《盱眙县志》、《涌翠山房集》、《老子证义》、 《论文要旨》、《山阳耆旧诗选》等。他一生仅是“监生”，然他的学识为仕官、学者所钦服，学使黄漱兰(名体芳)侍郎以他的学行上奏朝廷，高延第方得“钦赐翰林院待诏”的虚衔。
　　徐嘉(1834—1913)字宾华，出生于贫苦市民家庭，咸丰四年，(1854)以府试第一入学，迭经战乱而从未弃学，至同治九年(1870)江宁乡试中举，1903年方选任昆山教谕，几乎一辈子研究清初大学者顾炎武，完成了《顾诗笺注》20卷，这是一部研究顾炎武思想、史实资料翔实完备的著作，在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是现今顾炎武研究者必读的基本书籍，其文学著作有《味静斋文集》。
　　段朝端(1843—1925)，字笏林，秀才，一生课读，从事淮安地方文献资料搜集、整理、研究工作，是《楚州丛书》的主要撰述人和资料提供者。1920年主持了《续纂山阳县志》编撰。其著作有《椿花阁诗集》、《椿花阁文集》、《楚台闻见录》、《淮人书目小传》、《淮著收藏记》、《跰躃余话》等。
　　丁晏(1794—1 875)，字柘唐，九世祖从济南来淮定居。道光元年(1821)举人，清代中后期著名经学家、文学家，著作甚丰，为“当世之冠”。
　　丁寿昌，晏之长子，字颐伯，道光丁未(1847)进士；留户部任用，同治二年(1863)任福建道监察御史，后授知浙江严州知府，四年为救水灾殁于任上。
　　丁寿祺，晏次子，字仲山，咸丰已未(1859)进士，历官内阁中书、刑部郎中，后外放为迤西道台，未赴任，回淮养亲。
　　丁寿征，晏四子，字子静，道光丙午(1 846)优贡，应试作《经说》，颇得学使俊藻和时任礼部侍郎的曾国藩器重，官八旗弟子教习，以知县候选，精经史、小学。
　　丁氏子嗣颇多，人丁旺盛，在淮安城内形成庞大家族群体，为“四大家族”之冠。
　　韦氏家族以韦坦、韦墉兄弟为代表。。
　　韦坦，字竹坪，号恬斋，道光丙申(1836)进士，官兵部主事晋职方司员外郎总司事。韦坦是一个办事干练、严肃又廉洁奉公的官吏，曾随大学士耆英“治狱绥远”，视察河工，赈灾济民，杜绝迎来送往，颇得道光皇帝的赏识。能诗文，《山阳艺文志》收有为李宗昉藏《题龚圣予(龚开)驯象图》诗。
　　韦墉，道光甲辰(1844)副榜举人，亦能诗文。
　　山阳何氏亦兴起于清道光年间，其代表人物为何锦及子侄其杰、其浚、其厚。
　　何锦，字濯波，先世为浙江余姚人，是清代淮安大数学家骆腾凤的女婿，虽无科举功名，但“性孝友，敏于任事，喜为乡里兴利”，曾协助丁晏修葺旧城废垣，修复龙光阁，主普济、育婴两堂，任劳任怨，在地方上有较好的口碑和较高的威望。
　　何其杰，锦子，同治甲子(1864)举人，官内阁中书，委署侍读，去官归里后，继承乃父之风，热心乡里公益事业，“每有义举，长官咸仰其计划，故城工、文渠、学宫、学额积谷等靡不赞助成事。”
　　何氏另有：何庆芬，同治甲子(1873)举人。
　　何其厚，锦侄，同治癸酉(1873)举人(顺天榜)。
　　何其浚，锦次子，同治癸酉拔贡，“以谨厚见称，乡里公益多规随兄并为当事。
　　排在“四大家族”末位的许氏家族曾出了两位进士，许氏故宅在城内多子巷，以前大门朝东，在上坂街，门楣有“进士第”三个大字的匾额。
　　许世埙，嘉庆已卯(1819)进士，生平事业，无考。
　　许焕，同治癸亥(1863)进士，曾做过一任安徽霍山知县，具体事迹不详。
　　许氏另有许汝衡，道光乙酉(1825)拔贡，能诗文，《山阳艺文志》收有其文《汉高祖杀淮阴侯说》，诗《九日偕焦文甫麓樵兄登咬金墩》，其中有“归去不须伤往事，满城秋色树苍苍”句，颇为直白感人。
　　到了清代同光年间，本来十分“兴旺”的淮安四大家族，很快地衰落了，代之而起的那就是“秦、杨、叶、范”四个家族。秦氏住城内小鱼市口东，原有宏大气派的大宅门；杨家在更楼东，以杨士骧、杨士骐等八个兄弟为代表；叶氏的住宅在兴文街，现已完全拆毁，建起了“楚州宾馆”；而范氏祖宅在丁光桥，后支系在西长街，原住宅也被毁，建成了“月湖小区”。
　　现在淮安的老人没有不知道城内头号大地主秦少文，解放前秦家在南乡计有万余亩良田，秦家宅院雕梁画栋，房屋百间，大门和“明三暗五”的堂屋砖雕十分精美，秦少文妻妾成群，儿子就有十几个，过着十分靡烂奢侈的生活。
　　秦少文，名保愚，字少文。父秦焕(1817—1891)，字文伯，秦姓原是世代穷苦的儒生之家。秦焕通过苦读于咸丰十年(1860)中进士，留户部任用。秦焕精于制艺文字(八股文)，在京城同僚中颇有名声，有“文虎”之称。因为在京被抽调参办同治皇帝“大婚典礼”所表现出来的“干练”，“京察”“一等加一级”，以三品衔外放广西桂林知府，调任梧州知府，广西按察使。“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秦焕晚年“归籍养疴”，用薪俸积蓄“购屋置地”，颐养天年。秦少文不是“读书种子”，但很有“经济头脑”，很会经营、盘剥，几十年间，成为淮安城内首屈一指大地主、大富户。后来秦少文花钱捐了一个“侯选知府”，民国十年(1920)，《续纂山阳县志》辑成，还附庸风雅挂了个“参校”，在志书上留了个名子。秦少文在经济上是个暴发户，在政治上保守反动，辛亥革命淮安光复期间，作为“乡董”之一，在扑杀革命志士周实、阮式过程中扮演了不光采的角色。值得一提的是秦氏“长房长孙”秦粤生，字寄尘，1882年出生于广西祖父任所，后以“优贡”身份在京城任“七品小京官”。秦粤生能诗文，著有《寄尘诗稿》、《寄尘文稿》，他的诗文能反映清末民初社会现实，颇有价值。1939年日寇侵占淮城时，秦氏一家躲到城南十五里的“秦田村”，日军一百余人全副武装包围了整个村庄，“请”秦粤生出任日伪淮安知事。秦粤生拒绝“合作”，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崇高的民族气节。
　　对于“杨姓”人家，淮安老人有两种说法，一指住大鱼市口东的大地主杨咏禹家，杨咏禹拥有八千石以上的租谷，杨咏禹在世时吃喝嫖赌抽，到抗日战争前，杨家已迅速败落；一说是住更楼东的杨士骧、杨士骐家，笔者倾向于后说。
　　杨士骧(1860—1909)，祖籍安徽泗州，其祖殿邦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来淮任漕运总督，咸丰三年(1852)卸任后在淮安定居。杨士骧光绪十二年(1886)中进士，官至直隶总督(本书第二编有专文介绍)。因为杨氏未入淮籍，《淮山肄雅录》、《淮安府志·贡举》不录其名。杨士骧兄弟8人，均有科举功名，高的是进士翰林，低的也是秀才。在清光绪年间一跃为显赫的权贵、大地主。
　　杨士骧兄弟与袁世凯关系密切，清末民初随着袁世凯权倾朝野，杨氏兄弟官运亨通，步步高升，后来也随袁世凯的死亡而销声匿迹。现介绍一下杨士骐。
　　杨士骐(1862—1918)，1882年壬午科举人，捐道员分直隶任用，总办关内外铁路事宜。1900年10月，随李鸿章入北京与“八国联军”议和，参与签订卖国的《辛丑条约》。后入袁世凯僚幕，充洋务总文案。1903年，以四品京官任商部右参议，次年任上海商部高等实业学堂监督。1906年后任商部参议、右丞、左丞，直至右侍郎兼驻沪帮办电政大臣。1909年，清政府敕令袁世凯组成“责任内阁”，杨士骐被任命为“邮传部”大臣。清王朝复灭后，任北京政府政事堂左丞，是袁世凯的得力干将，为袁世凯复辟帝制不遗余力。1915年1月，代表袁世凯向当时民国政府“立法院”发表“关于变更国体之宣言”。当了83天“洪宪皇帝”的袁世凯在全国民众一片“讨袁”声中死去，杨士骐蛰居上海，1918年9月被小妾毒死，也成了封建帝制的殉葬品。
　　淮安的叶氏、范氏也是拥有数千石租的大地主。叶氏到民国年间家庭败落，从这个破落家庭走出去，投身革命的叶林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副市长、市委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范氏”兴起始于生活在道成年间的著名文人范以煦。范以煦(1817—1860)，幼年从外舅祖丁晏学，道光癸卯(1843)优贡，博闻强识，熟谙地方掌故，精于史料考据，一生坎坷，43岁方中顺天副榜举人，第二年即弃世。著有《淮壖小记》、《淮流一勺》和《楚州石柱题名考》。由于资料阙如，范氏后人情况鲜见记载。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日甲午战争惨败，为救亡图存的变法维新流产，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不但使全国人民在精神上震动巨大，使先进的知识分子觉醒，走“师夷长技以治夷”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也使清政府中有头脑的官员认识到“清室不足有为”。特别是一些满怀爱国激情的青年学子大声呼号“吾国今日如垂危之病，以学为药，而子弟出洋求学者，乃如求药之人”。日本与中国毗邻，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强盛起来了。千百年来，日本一向拜中国为师，为救亡强国，昔日的“先生”为什么不可以“屈尊”问学于“学生”。在清政府政策的鼓励下，从1901年起一批又一批“无贵、无贱、无富、无贫、无长、无幼”学子来到了日本，日本政府为侵占中国的“长远计议”也予以积极配合。这就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出国热潮”。
　　淮安作为一个有深厚封建文化底蕴的城市，随着全国“出东洋游学”的热潮，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走出了国门。他们是：杨俊生、谈荔孙、周作民、裴楠、徐钟恂(进士翰林)、尹寒柏、任祖棻、窦大有等。辛亥烈士、南社诗人周实虽“因事羁绊未东渡日本，他热情鼓动友人、同学出洋，王锡祺因“家母竭力劝阻”，虽未“游学日本”，还自费去日本考察半年，去东洋寻找自己的“强国梦”。
　　考察这批去日本留学生的家庭，大部分人的祖辈、父辈在清廷均是有功名、有地位的官吏，也就是说，他们是封建文化营垒中跳出来的“先知先觉”人物。这些留学生，适应时代的需求，到日本后学习军事、经济、法律、自然科学，和他们先辈走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成就了自己的事业，成为军事家、经济学家、法学家、金融家、造船家，成了时代的弄潮儿。如：谈荔孙，祖籍无锡，祖父谈静山曾在淮安作幕僚，后在四川做个一任夔州知府，亲身体会封建政体的腐朽，官场的黑暗，遗嘱中就要谈氏子孙“不入仕途”，1891年由四川返淮后，毅然捐资创设“谈氏东文学馆”，专程赴沪延聘日籍教员二人来淮教授谈氏子孙和外姓青年学习日文、数学、自然科学。这不失为谈氏的创举。1900年，谈荔孙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入东京高等商科学校，攻读银行经济专业。曾在“谈氏东文学馆”学习的周作民也于1906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后来谈、周和朱虞生三人成为全国闻名“淮安三大银行家”(本书第二编有专文介绍)。
　　再如尹柏寒(1882—1957)，讳同愈，祖籍桃源(今泗阳)，世居淮安。祖父尹耕云，清道光庚戌(1850)进士，官河陕汝道加布政使衔。由于尹家与杨士骧家是世交。后任山东巡抚的杨士骧为尹柏寒安排了一个官费去日本留学的名额，1908年春，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七期(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留学生名录》)学习马兵科，与蒋介石是先后同学(蒋为第十期)。尹柏寒学成回国投人军界，参加辛亥克复南京的“天堡城战役”，南京光复后任“徐上六县(邳、沛、肖、丰、睢宁、铜山)清乡司令”，继任南京要塞第二旅旅长，“二次革命”时，任上海镇守使署少将参谋长。民国以后到北伐战争的二十多年间，尹柏寒相继经历了1920年“直皖战争”、1924年的“江浙战争”、1926年的“人豫之战”。1915年任湖北全省中将警备副司令。长期军旅生活和尔虞我诈的争斗使他感到十分厌倦，后离职在上海做“寓公”，结识中国民主促进会负责人王绍鏊(解放后曾任“民进”副主席、财政部副部长)。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尹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不满，曾秘密加人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特别党员”，抗战爆发后，利用自己特殊身份和经历，掩护中共高级领导人王必成(中将，曾任昆明军区司命员)、高原(解放后在司法部工作)，为坚持苏北抗战的新四军罗炳辉、黄克诚部购买药品棉花等军需物资。在他的影响下，侄辈尹莹升(后改名陈冰)、楚升、珍升(后改名尹定)、秀升(后改名李利)等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投身革命，有的解放后成了我党的高级干部。
　　历史是不以人们的意志而转移的，和清王朝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开了个玩笑。清朝统治者没想到，朝廷提供“官费”一批批送到日本去的留学生，并没有按照他们的安排为“君主立宪”造就人才，以挽救皇朝的危亡，有不少人却积极投身辛亥革命，成了自己的掘墓人；日本政府也没想到这些“在日本受到感化的中国新人材”没成为他们“无限扩张于(中国)大陆”可“信赖”的人群，有不少人却成了抗击日本侵略的中坚力量。
　　在上述“先觉”的知识分子带动下，大批的淮安读书人也在寻求自己的救国兴邦之路。1909年，被称为同盟会“宣传部”的文学团体“南社”在苏州成立。南社的发起人为陈去病、高旭、柳亚子。在两江高等师范学堂读书的周实、周伟以及阮式等闻风而动，欣然参加，并成立了以周实、阮式为首的，以淮地旅宁旅沪学生为骨干的“淮南社”，为南社作“桴鼓之应”，以诗歌鼓吹革命，不遗余力。周实等被柳亚子称为是“社中眉目”。根据柳亚子1936年提供的资料，南社中的淮安籍成员是：
　　周实，字实丹，号无尽，别号吴劲(人社序号45以下同)。
　　周伟，字人菊(46)。
　　夏焕云，字倬夫，自请出社(47)。
　　周芷生，字沅芗，号兰客，周实妹，已故(148)。
　　阮式一，字式一，(337)(阮式弟——笔者注)。
　　邵天雷，字无妄(354)。
　　张冰，字雪抱(398)。
　　刘去非，字去非(473)。
　　王鼎，字桂秋，一字桂佛，号筱村，别号且安(554)。
　　潘名泰，字子詹，号一痴(658)。
　　邵延庚，字少周(972)。
　　于秉衡，字秉衡(973)。
　　周颂南，字一风(982)。
　　阮式没有填写入南社的表格，如今南社的研究学者，一般把“淮南社”作为南社的一个支社，把阮式也看成是南社成员，不统计“淮南社”的成员，淮安籍南社成员就有14人之多，这在苏北(除高邮)是绝无仅有的，在全国也是罕见的。
　　考查这批南社成员的家庭，大部分没有什么显赫的背景，还有不少出身于穷苦的读书人家庭。他们的言辞激进，投身民主革命行动坚决，义无反顾。周实、阮式还为淮安光复壮烈献身，留下许多慷慨激越、感人肺腑的诗篇。作为淮安地方的一种文化现象，不能不给后来人留下深沉的思考。
　　清代末年，吏治腐败、卖官鬻爵明码标价，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官吏搜括民脂民膏到了疯狂的程度。当时山阳县是淮安府的首县，城里官署、学府林立，这就使淮安不但聚集了大量的官吏、文人，商业、消费经济也远远高于周边府县。“山阳县”对江苏官场来说是有名的“肥缺”。清末的山阳知县陈维藻、恩厚、瑞成、姚荣泽等，根据资料，这些人都是“捐班”出身，他们花银子买来一顶七品乌纱，上任后即明目张胆不择手段的敛财，离任时常常将库银席卷而去，从此隐姓埋名。到了民国年间，一切陋习更是“萧规曹随”，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民国元年到十年，淮安的“民政长”“知事”(民国后改“知县”为此名称)，十年间，“走马灯”似的换了12任。真所谓“你刚唱罢我登台”，即使有个别清廉、革新派人物，由于官场病败的“惯性”，他们也不能在任长久，只好拂袖而去。官风的败坏，导致淮安质朴淳厚的民风也开始改变。上世纪一、二十年代至抗日战争爆发，淮安大户人家，有见识的知识分子家庭，甚至抛弃家业房产纷纷离开淮安到外地谋生、创业。有经济实力的还把子弟送到西欧、美国留学，这虽未像清末形成“游学东洋”的“热潮”，其人数亦不少，其中不乏有成功之人。下面试举几例。
　　顾翊群，字季高，1900生，其祖顾云臣，进士，曾任湖南学政，其父顾震福，举人，能诗文。民国初年，顾翊群在北京大学旧制三年预科毕业后，入北京政府财政部任职，旋继续回北大攻读金融、工商管理专业。1921年赴美留学，先后在印第安州、俄亥俄州学府与纽约大学获工商管理学士、硕士学位。学成后，回国在上海金融界任职。1936年，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同年与陈光甫等赴美，与美国财政部交涉白银问题，订立《中美白银协定》。抗战期间，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主持中国农民银行，直至国民政府代理财政部常务次长。顾翊群多次代表中国政府出席金融、外汇管理国际会议，任国际货币基金会中国首任执行干事，晚年定居美国。著有《危机时代的中西文化》及多部有关金融、国际货币方面的著述。
　　金世鼎，字诺九，1908年生，国立中央大学法学系毕业，取得学士学位，通过原国民政府司法官考试，后留学法国，考入巴黎大学法学院研读罗马法、刑事司法和法制史，取得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官，南京国民政府“首都高等法院”推事、庭长，“最高法院”推事(即审判员)兼书记官长。抗日战争胜利后，是国民党政府审判汪伪政权头面人物的法官之一，主审了大汉奸周佛海，名噪一时。金氏主张审判独立和建立案件在未公开审理前承办人“保密制度”，以防止司法干扰而出现司法不公和“枉纵”现象。后随国民党政府去台湾。任台湾“司法院”第二、三届大法官，著有《中、法刑事司法制度之比较研究》、《司法官之铨任》等著作。
　　裴锡恒，1908年生。其曾祖裴荫森，进士，曾任清政府船政大臣，其父裴楠，字籽青，日本留学生，曾任军阀北京政府时期武昌县县长。1929年，江苏省立淮安中学毕业被保送到国立中央大学上海商学院学习。大学毕业后入上海中孚银行任职。抗战前在父亲的支持赞许下赴美留学，先后在俄亥俄州大学商学院、纽约大学攻读“银行和会计”专业，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博士学位。入纽约中国银行任会计部副主任、主任。1956年，放弃在美国优厚待遇，克服重重阻挠回到祖国，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人民日报》1958年5月8日，以《回到祖国，时刻都感到幸福》为题，报道了鲍成志、裴锡恒等五位留学生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消息。回国后，裴锡恒仍在新中国北京中国银行总行任职，历任营业部会计科副科长、财会部英语顾问、国际清算部高级会计师，直到1989年退休。
　　此外，如郝更生(1899—1975)，1919年留学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土木工程，后转人春田大学专攻体育，新中国成立前，是国民体育的主要负责人(本书第二编有专文介绍)。戴占奎(1897—1973)，1920年到法国勤工俭学，在法结识周恩来、李维汉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学习土木工程，解放后在第一机械工业部任工程师，曾主持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项目太原钢铁厂、洛阳“一拖”土建工程；其弟戴占勋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游学德国，后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做德文翻译工作。马镇坤，中央大学毕业，赴英、德留学，学习地质，是与李四光齐名的地质学家；李孝侯，早年毕业于北洋工业大学，初学工程机械后转为滑翔机、飞机设计，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飞机设计师，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教授；王辛笛，英国留学生，学习英国文学，后成为著名的诗人等等。
　　时光推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在占领了东北后，向华北推进，民族危机空前尖锐，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汹涌澎湃。淮安出生于中小业主、普通市民家庭的青年学生，和全国青年一样也踊跃投身到抗日救亡斗争中去。除上文已经提到的尹氏兄弟姐妹外，还有毁家纾难的肖禹和杨道生、杨述母子，丁澄、丁九兄弟。随着红军结束了长征，在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大批热血青年奔赴抗日前线，淮安也有不少青年，放弃学业奔向延安，形成一股革命风潮。他们中有：杨述夫妇、寄明兄妹、郝孚远(解放后任长春一汽党委书记)、王晶垚(燕京大学历史系学生，由成都进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解放后为中国社会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等等。
　　早在1927年，淮安即有中国共产党员的秘密活动，12月，中共淮安特别支部成立，是苏北地区最早成立的党组织。陈治平、谷大涛、赵心权等1928年2月，发动了中共江苏斗争史上有影响的横沟寺农民暴动。到了30年代，大批出身贫苦的农村青年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坚持地方反敌伪斗争，其中代表人物有许邦仪、周兴、邹屏、王一香、颜景詹、李仲英等。通过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终于迎来了淮安的解放，淮安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