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与学术

     大凡有点成就的人，大概都属于比较自我的人。比较自我，意味着有点个性。没有个性的人，不可能有非凡的成就。然而，一个人若是太自我，可能影响他的为人处世。两个都非常自我的人在一起，一定会出问题的。在历史上，便有很多名人之间交恶的故事。
    若是观点不一致而发生争执，那还可以理解。卢梭对伏尔泰不以为然，反过来伏尔泰也只是嘲讽卢梭说：“读尊著，使人渴慕用四脚爬行。”二人打打嘴仗了事，没有滋生出更多的事。但是，卢梭在对待休谟的态度上便有做人的问题。卢梭在法国受到迫害，逃往英国找到休谟时，休谟出于一片友情，免费为其提供了吃住。卢梭回到法国后，竟给他写了一封长信，恶毒地指责休谟对他照顾不周，把休谟直气得吐血。此事表明，卢梭在做人上并不算太好。
    为观点而争执也不必闹翻，完全可以做到“闹而不僵”，比如北大的熊十力和冯文柄教授。当时，他俩都住在北大的后院，经常会发生争吵。对于他们的争吵声，邻居早已习已为常。冯信仰佛教，熊却偏偏写出了一本批判佛教的《新唯识论》。某日晚上，两人为佛教开始争辩起来。起初，两人的声音非常宏量，尔后一阵却又鸦雀无声，一点声音也没有。邻居发现情况不妙，跑过去一看，只见二人相互卡着对方的脖子，都无法说出话来，让人见后哭笑不得。然而，他俩却从未真正地翻过脸，这份童真却是卢梭没有的。
    人生得志之时，可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牛顿为人类建立起“理性主义”的旗帜，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大门，成为了当时的“上帝”。对于他的伟大，任何词语都不会过分。然而，谁曾想到他的思想也有剽窃的成分？人们普遍认为，他的一部分思想盗用了胡克的成果，然而他的光辉却盖过了胡克，使胡克一生抑郁而终。但是，风光了一生后到了晚年时期，牛顿也因一些古怪行为被人说成是疯了。这些散播谣言的人中，有一些当时的名家。莱布尼兹（德国哲学家）和惠更斯（荷兰物理学家）的好几封信中，都对牛顿患精神病一事表示了“悲叹”：“无与伦比的天才牛顿先生竟然因为理智的丧失而变得糊涂起来，岂不有点可悲？”二位大名鼎鼎的学者，竟然这样幸灾乐祸地谈论牛顿。人啊，看来总是此一时彼一时。
    我想起了波普尔。美国政论杂志《国家评论》曾发起一次评选，选出20世纪100部优秀作品。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名列第六名，被普遍认为是“20世纪最优秀的政治哲学，揭示了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极权主义的根基。”然而，波普尔生前曾遭到过一些名人的“陷害”，有些故事至今仍然鲜为人知。
   从所周知，列奥·施特劳斯与埃里克·沃格林都是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在政治哲学领域皆为有影响的人物。同为思想文化界的名流，二位似乎应该德高望重，然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却有点为人所不齿。
   1950年4月10日，列奥·斯特劳斯给沃格林写了这样一封信：
   您在什么时候可以告诉我您对波普尔先生的看法吗？他在这儿做了一次讲座，是关于社会哲学的，那简直不值一提：这是最过时的、毫无生命的实证主义，试图在黑暗中吹口哨给自己壮胆而已，尽管冒充“理性主义”，却完全不具备“理性地”思考的能力——真是差劲啊。我无法想像这样一个人写过什么值得一读的东西来，然而熟悉其作品似乎成了教授的天职。关于此君您能否说点什么，——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会保守秘密的。   
    5月18日，沃格林给斯特劳斯回了信。他将波普尔讽刺了一番，并在信末总结说道：
    简言之，波普尔著作是一个无可原谅的丑闻。从思想态度上看，它是不成功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产物；从精神上看，我们非得用卑鄙、粗野、愚笨之类的词语来描述它；从技巧上看，它是半吊子的、毫无价值的思想史作品。
   这封信不适合给那些没有资格的人看。但是在那些关心真实内容的场合，那我会认为，通过沉默来支持这样一件丑行乃是对您所说天职的亵渎。   
    斯特劳斯在信末时说的“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会保守秘密的”，以及沃格林在信末时说的“这封信不适合给那些没有资格的人看”，足见二人在人格上的卑劣。他们私下里一唱一和，对波普尔肆意进行人身攻击。你可以不同意别人的观点，干嘛非得偷偷摸摸地对别人进行人身攻击呢？
    斯特劳斯收到信后，将其给了纽约哲学家的瑞芝勒教授。当时，波普尔在该校举办了讲座后，瑞芝勒正在考虑让波普尔在本校担任哲学教授。收到这封看后，他立即改变主意，并非常感激斯特劳斯为他提供了信息。也就是说，斯特劳斯与沃格林合谋使波普尔失去了一个工作机会。
    波普尔受人“陷害”，这似乎值得我们的同情。然而，波普尔本人在人格上也有一点小瑕疵。他有个学生叫拉卡托斯，发展出精致证伪主义或“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对他有一定的批评。但是，波普尔不能容忍学生对自己的批评性继承，这也最终导致他们氧氧友谊的破裂。从此事中可见，波普尔的人格中有着与他自己倡导的开放与宽容精神十分矛盾的独断特征。正因为如此，有人曾戏谑地称波普尔是一个“开放社会的敌人”。
    读书多年，我深受波普尔思想的影响。在情感上，我喜欢他，也情愿偏袒他，但在理智上，我也会认为他不够开放大度。我有一个朋友，平时喜欢捕风捉影。别人无意说了什么，只要有一点可以跟他扯上关系，他便要回敬别人十句，甚至是大发雷庭。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这位朋友缺乏一种完全感，或是内心不够强大——这跟他的阅读领域有很大关系。不过，对于这位朋友的小气，我是持着宽容的态度——波普尔这样伟大的思想家都难免小气，更何况普通人呢？
    其实，做人跟学术是两码子事。学术水平很高，不意味着做人也好，前面的卢梭和施特劳斯就是一个典型。学术水平不高，做人却可能很好。在这个方面，我认为现实中的李镇西就是一个例子。要说学术，他可能拿不出什么，也为此受到一些人的恶评。但是，他却能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积极地帮扶一些人，以此推动中国教育的发展。单凭这一点，他便是一个应该受到赞赏的人。
    在某些人眼里，我有点自以为是，不接受批评，以前还时常跟人吵架。显然，我在做人方面不够好。其实，我只是不接受武断的批评——你提出一个武断的观点时，怎么保证你的观点千真万确？若不能保证，你便应以商量的口吻跟我讨论。我不认为我有多高的水平，我的观点也不一定正确，但是你的观点为何一定正确？在双方都没掌握真理的前提下，我们有必要提倡一种平等的，商量式的讨论。在这种民主的氛围中，对于针对我的所有批评，我都会一个不落照单全收。
    当然，我自己也需要不断修炼，让自己的精神力量更加强大，并时时要警惕自我的膨胀。在我看来，学术是没有止境的，所以我必须不断努力。但是，也正因为学术没有止境，我们才更应该注意做人的方面，不要因为学术追求或自我实现而破坏了做人的原则。我们不必要成为顶级学者，却一定要坚持做人的底线。即使在得志之时，我们也不应该忘乎所以。

无论学术有多高，为人都是第一位的。